孔子對《詩經》傳播的貢獻

核心提示: 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至魯國觀樂,魯樂工為他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此時孔子年僅8歲,不可能編訂出《詩經》來。”這説明,孔子整理過《詩經》,併為其正樂。再次,孔子將《詩經》作為教育學生的教材,積極挖掘、發揮《詩經》的教育功能。

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國曆史上堪稱有開山之功的古文獻學家。他以傳授和整理古代文化為己任,對周代古文獻的研究、保存、整理和流傳做出了傑出貢獻。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能夠得以流傳並享譽中外,孔子功不可沒。

詩經是我國最古老的一部詩歌總集,它收錄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即公元前1100-前600年左右)的詩歌305首,故又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孔子曾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在先秦諸子的作品中,引用《詩經》者頗多,以增強文章的説服力。

最早提出孔子編訂《詩經》論斷的,是太史公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一文中寫道:“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零五篇,孔子皆絃歌之。”自唐代以降,這一論斷受到質疑,認為孔子並不是《詩經》的編訂者;其代表人物有朱熹、朱彝尊、王士禎、趙翼、魏源、梁啓超、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等,現當代《詩經》研究者基本上也持這一觀點。其理由是:《詩經》大約成書於公元前6世紀,那時孔子還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至魯國觀樂,魯樂工為他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此時孔子年僅8歲,不可能編訂出《詩經》來。

但是,如果認為孔子與《詩經》的傳承與傳播毫無關係,那就錯了。在傳承與傳播《詩經》中,孔子做了大量的工作,居功至偉。

首先,孔子整理過《詩經》,還為《詩經》正過樂。據《論語 ·子罕》篇記載:“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意思是説:“孔子説:‘我從衞國回到魯國,開始正樂,使《雅》歸《雅》,《頌》歸《頌》,各得其所。’”這説明,孔子整理過《詩經》,併為其正樂。學者楊伯峻先生在他的《論語譯註》上解釋説:“‘雅’和‘頌’一方面是《詩經》內容分類的類名,一方面也是樂曲分類的類名。孔子的正雅頌,究竟是正其篇章呢?還是正其樂曲呢?或者兩者都正呢?《史記·孔子世家》和《漢書·禮樂志》則以為主要的是正其篇章,因為我們已經得不到別的材料,只得依從此説。孔子只‘正樂’,調整《詩經》篇章的次序。”

其次,孔子將《詩經》作為治國理政的指導性文獻,要求人們將它們運用於政務和外交領域,從而擴大了《詩經》的影響力。孔子説:“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又説“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季氏》)。在孔子看來,不學《詩經》,就沒辦法和別人言談答對;雖能熟讀《詩經》,但不能按照其精神和原則處理政務和外交事務,也是沒有用處的。他要求從政者和學生認真學習和運用《詩經》,將《詩經》所倡導的精神發揚光大。這無疑進一步擴大了《詩經》的影響力。

再次,孔子將《詩經》作為教育學生的教材,積極挖掘、發揮《詩經》的教育功能。孔子認為《詩經》的內容和思想都是純淨的、無邪的,可以陶冶人們的情操,是教育人們的好教材。他對學生説:“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術之名”(《論語·陽貨》)。意思是説,《詩經》可以激發人們的鬥志,陶冶人們的情操;可以幫助人們認識社會生活,考察政治得失;可以幫助人們交流情感,密切人際關係;可以對黑暗政治和醜惡現象進行諷喻和批評,還可以幫助人們增長博物知識。

由於孔子的積極宣傳及大力提倡,《詩經》的重要性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到了漢代,更成為與《書》《易》《禮》《春秋》齊名的五經之一,成為我國古代儒家的主要經典。

  作者:程道才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