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列寧到葛蘭西:科萊蒂論意大利民主革命的思想資源

從列寧到葛蘭西:科萊蒂論意大利民主革命的思想資源  

作者:黃曉武   

摘要:作為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流派德拉沃爾佩學派的代表理論家,盧喬·科萊蒂對當時意大利共產黨的“和平的議會道路”提出了批判,認為後者是對馬克思國家理論的歪曲。科萊蒂認為,葛蘭西的人民陣線理論是對列寧如何在落後國家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繼承與發展,立足於意大利落後國家的現實,但以葛蘭西人民陣線理論為基礎的意共的“和平的議會道路”只強調聯合,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的辯證法,無法實現民主革命的目標。科萊蒂對意共的“和平的議會道路”的批判是在理論層面的一種糾偏,並沒有提出實踐中的具體對策,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理論與實踐相脱節”的困境。

關鍵詞: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德拉沃爾佩學派;盧喬·科萊蒂;“和平的議會道路”

落後國家如何實現民主革命,是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喬·科萊蒂關注和探討的一個主要問題,他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進行了重新闡述,以反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意大利共產黨採取的“和平的議會道路”。科萊蒂從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出發,論述了意共的“和平的議會道路”在政權形式和議會鬥爭等問題上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偏離。【香港本地物流】作為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流派德拉沃爾佩學派的代表人物,科萊蒂是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存在“理論與實踐相脱節”問題的始作俑者,但縱觀他對議會鬥爭問題的探討,他自身也未能倖免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這一困境。

為了揭示意大利共產黨“和平的議會道路”所包含的歷史侷限性,科萊蒂從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出發,對資產階級國家進行批判,探討了革命勝利後無產階級應當建設什麼樣的國家、採取什麼樣的政權形式的問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是其探討的主要文本。在《國家與革命》開篇,列寧就提出:“國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實踐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香港本地物流】。

列寧認為,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中最基本的東西,但當前遭到了各種各樣的歪曲。一方面是階級調和論,這在革命的過程中造成了實際的危害。“在1917年革命中,當國家的意義和作用問題正好顯得極為重要,即作為立刻行動而且是大規模行動的問題在實踐上提出來的時候,全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國家’‘調和’階級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香港本地物流】,但它認為,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後,可以把舊的政權形式拿來為我所用,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歪曲在列寧看來形式更為隱蔽,但也更為有害。

科萊蒂認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後來受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存在把革命和暴力等同起來的錯誤認識,認為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就實現了革命的目標,而沒有進一步探討新成立的國家和政權形式等問題,“好像革命的唯一標誌就是暴力,其他一切———政權性質的轉變、社會主義民主的建立,等等———都無關緊要”【香港本地物流】

戰後意大利共產黨拋棄了暴力革命路線,走和平的議會道路,但同時意大利也存在一小部分極左團體把革命還原為暴力問題,並吸引了一大批年輕人。科萊蒂認為,正是在這個時候,釐清革命與暴力問題以及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採取什麼樣的政權形式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科萊蒂認為,革命的基礎是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即一種對立於人民、脱離於人民的權力,代之以一種新形式的權力。對於列寧來説,資產階級國家必須被摧毀,因為它的基礎是權力對於人民的脱離和異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被禁止參加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資產階級國家的所有體制都排斥和限制廣大羣眾參與政治,參與民主。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只是奪取了政權,沒有摧毀這一國家機器,反而繼續利用這一國家體制,這隻會延續權力與羣眾之間的隔離,延續羣眾的依附地位和從屬性。科萊蒂認為,《國家與革命》的基本觀點在於,如果説生產資料的社會化意味着把自身從資本統治中解放出來,使自己成為社會的主人,使生產力置於自己的控制下,那麼在這一經濟解放基礎上產生的政治形式只能立足於生產者的主動性和自我管理。【香港本地物流】

因此,暴力革命的關鍵並不在於推翻現政權,而在於摧毀把工人階級和權力割裂開來的體制機制,把權力直接交還給人民手中,實現工人階級的解放和自我決定。這就是馬克思所説的,巴黎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香港本地物流】

科萊蒂認為,列寧與考茨基論爭的意義在於,對列寧來説,革命不僅僅是把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裏,它也是把一種類型的權力轉變成另一種類型的權力。對他來説,這二者是統一的,因為奪取政權的工人階級,是對自己進行管理的工人階級。這也是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1891年《序言》中所提出的,“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剷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佈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香港本地物流】。也就是説,在社會主義社會,所有人輪流進行管理,而不是形成新的統治集團來代表人民進行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並且不久將適應這種無人統治的局面。

擺脱議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議制,而在於把代表機構由清談館變為工作機關,這也就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談到巴黎公社時所説的,“公社是一個實幹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而“普選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麼人在議會里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於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香港本地物流】。

科萊蒂從列寧的著作和思想中獲益良多,在一次訪談中,科萊蒂談到,“我的精神歷程和那個時代大多數意大利知識分子是一樣的,在與法西斯主義抗爭的最後歲月中,我們的出發點都是克羅齊和詹梯利的新唯心主義哲學。1949年寫作關於克羅齊主義的博士論文。1950年加入意共,主要原因是受列寧著作的影響,而不是受葛蘭西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香港本地物流】

葛蘭西的人民陣線理論是意大利共產黨走“和平的議會道路”的理論基礎,科萊蒂從對葛蘭西的人民陣線理論的重新闡釋出發,揭示了意共“和平的議會道路”政策的不足。科萊蒂的分析的切入點是朱塞佩·費奧裏的《葛蘭西傳》,他認為,在眾多關於葛蘭西的研究中,朱塞佩·費奧裏的《葛蘭西傳》很有價值,它的一大貢獻是揭示了共產國際六大之後葛蘭西和陶里亞蒂及其代表的意共之間的分歧在於對待人民陣線理論的不同態度,但費奧裏的貢獻與其説揭示了這一分歧,不如説第一次把這一分歧放到了歷史語境中加以考察。【香港本地物流】

葛蘭西人民陣線理論的出發點是什麼呢?科萊蒂認為,在1926年至1932年之間,葛蘭西的政治思想是不斷深化和發展的,但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基本的方面。這一基本的方面是意大利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情況,也就是意大利作為落後國家的現實。葛蘭西認為,儘管意大利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處於相對落後的階段,但這並不意味着意大利革命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反,和俄羅斯一樣,意大利作為資本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它可以而且應該第一個被打破。鑑於意大利社會落後的性質和當時的局勢發展,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就需要特定的策略:由於意大利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為大多數,它必須贏得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支持。“沒有這些盟友,無產階級的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運動都是不可能的。”【香港本地物流】

科萊蒂認為,葛蘭西可能沒有讀過這些著作,但思考問題的方式和列寧是一致的。葛蘭西認為,為了清除法西斯主義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意大利無產階級首先必須贏得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廣泛支持。奪取權力的直接鬥爭只是這些階層逐步才能取得的目標,因此當前的目標是利用現有制度和機構來進行鬥爭,爭取自身權益。科萊蒂認為,如果説近期目標是進入議會,在議會中發出自己的聲音,進行鬥爭,那麼“超越近期口號的可能性———這標誌了贏得這些社會階層,改變力量關係對比以利於無產階級的各個階段———要求黨的行動也應當以反對各種社會變革和平方案為目標”,以向意大利工人階級展示,無產階級革命是意大利唯一可能的道路。【香港本地物流】。也就是説,在落後國家開展革命運動,人民陣線理論在強調聯合的策略之外,更注重工人的組織形式和革命運動的最終目標。

科萊蒂對葛蘭西的解讀突出強調了葛蘭西思想和列寧思想之間的聯繫,這明顯區別於當時意大利共產黨和意大利馬克思主義中的其他派別對葛蘭西思想的闡釋。【香港本地物流】

但是在俄國,人民的集體意志的形成並沒有經歷一個漫長的自我演化和覺醒過程,“作為三年多累積起來的苦難的結局,他們的意志幾乎在一夜之間完全一致了。饑荒迫在眉睫,飢餓和由飢餓造成的死亡可能降臨到每一個人身上,可以一舉毀滅數千萬人。人民的意志一開始是機械的,而在第一次革命後,便主動地和自覺地一致起來”【香港本地物流】。

科萊蒂認為,葛蘭西的人民陣線理論立足於意大利落後的現實,作為無產階級鬥爭策略,目的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目標,而意共的“和平的議會道路”卻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的辯證法,擁護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失去了超越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眼光。“它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保衞實際上只是一種策略,從來都不意味着要使資產階級民主制超越其階級侷限,變成國家的一種革命性轉型”,“不是被用來在國家內部推進鬥爭和達到成熟狀態”。【香港本地物流】因此意共對葛蘭西人民陣線理論的闡釋服務於其“和平的議會道路”,為其民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提供合法性,而在落後國家進行民主革命的理論基礎則被拋棄了,這也與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不能現成掌握資產階級政權的論述和列寧關於國家與革命的論述背道而馳。

科萊蒂反對意共的“和平的議會道路”,並不是要走極“左”路線,提倡暴力革命反對議會鬥爭,而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議會鬥爭的論述出發,探討如何認識和利用資產階級議會進行革命鬥爭的問題。他一方面認識到在當代西方社會中,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可能性已經非常小,通過參加議會介入政治是一條現實可行的途徑,但另一方面又強調,在走議會道路要時刻銘記議會民主的本質以及無產階級超越議會民主的歷史使命。科萊蒂認為,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對代議制的批判延續了馬克思對現代民主國家批判的主要觀點。在列寧那裏,議會民主的本質跟資本主義私有制聯繫在一起,是保障和維護資本利益的一種國家制度安排,也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所能找到的最適合自己的上層建築:“‘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政治機構的某些缺陷,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香港本地物流】。”

因此,自由民主制的本質是,“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里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香港本地物流】。

那麼,如何認識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政黨走議會道路的問題呢?科萊蒂主張回到列寧和恩格斯的論述,認為應當積極利用議會這個“嶄新的鬥爭方式”,爭取工人的民主權利。科萊蒂引述了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綱領的批評,認為在一定條件下應當積極利用議會鬥爭形式,爭取民主共和國,“因為這樣的共和國雖然絲毫沒有消除資本的統治,因而也絲毫沒有消除對羣眾的壓迫和階級鬥爭,但是,它必然會使這個鬥爭擴大、展開、明朗化和尖鋭化,以致一旦出現滿足被壓迫羣眾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必然通過而且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對這些羣眾的領導得到實現”。【香港本地物流】。

因此,科萊蒂對意共“和平的議會道路”的批評在於,認為陶里亞蒂持有和考茨基類似的超階級論,即認為議會可以成為一種超越階級的中立的工具,把贏得議會多數視為奮鬥目標。“雖然它承認議會制有其階級屬性,但不認為是議會制本身的問題,而是歸結於制度本身的一些技術性問題,比如賄選等。他們更願意強調議會制本身的這些技術性問題,從而提倡‘真正的議會’”【香港本地物流】。

科萊蒂的論述始終圍繞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展開,這也是德拉沃爾佩學派的一大特色,正如科萊蒂所説的,“我從德拉沃爾佩的著作中學到的基本的一條,是要對馬克思的著作持一種絕對嚴肅的態度,要立足於對原文的直接閲讀和真正的研究”,而且,理解馬克思主義並不侷限於某個經典文本,而是包括對馬克思著作的整體把握,“對德拉沃爾佩來説,馬克思早期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關鍵的起點,但這隻代表了對馬克思著作的直接掌握的開始,它必然以對《資本論》本身的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為結果”。【香港本地物流】如果説馬克思恩格斯對議會鬥爭在工人運動中的作用和工人階級政黨在議會鬥爭中採取什麼樣的策略的論述,始終立足於對實際革命形勢的具體分析,並且隨着形勢不斷髮展變化,那麼在議會鬥爭問題上,科萊蒂並沒有涉及意大利當時的社會運動的具體情形,也沒有提出具體的鬥爭策略。

科萊蒂的基本判斷是,意共“和平的議會道路”既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議會鬥爭問題上的基本觀點,也不符合葛蘭西人民陣線理論的初衷,無法使落後的意大利作為資本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實現無產階級運動的革命性進展。這一判斷是與他對當時東西方革命總體形勢的判斷聯繫在一起的。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東西方社會都遭遇了普遍危機,蘇共二十大後,東西方馬克思主義都沒能迎來真正的創新性發展。“1956年到1964年間,我逐漸認識到,蘇聯政權本身和西方共產黨,都無法完成迴歸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所必須的深刻轉型”【香港本地物流】同時西方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表現為理論與實踐的脱離,因為暴力革命不再可能,所以更多的是在理論領域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重新闡釋,表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現實的工人運動的脱節。

科萊蒂最早在與佩裏·安德森的訪談中提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存在“理論與實踐的脱節”這一命題,認為“十月革命之後,20世紀20年代早期以來,在西方社會中革命被鎮壓,無產階級遭遇了失敗,馬克思主義僅僅成為了大學校園中的學術思潮,生產出純理論或文化反思性作品”,“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純粹的文化和學術現象”,並得出結論,“理論與實踐的脱節”已經成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特徵。【香港本地物流】我們看到,實際上,他對意大利共產黨“和平的議會道路”的批判也仍然停留在這一困境中。

科萊蒂在回顧加入意大利共產黨的經歷對他而言產生的兩大影響時説:“一是使我這樣的書齋知識分子第一次與來自其他社會階層的民眾有了真正的接觸,二是黨的政治活動讓我克服了某種形式的書呆子氣,同時更好地理解了政治運動中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香港本地物流】

如何看待科萊蒂在理論與實踐問題上跟當時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不同,我們可以再次回到列寧的論述。列寧在談到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研究時提到,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出現之前,對巴黎的工人運動並不抱太大希望,甚至認為推翻政府的企圖是絕望的蠢舉,但當起義真正發生時,“馬克思並沒有固執己見,學究式地非難運動‘不合時宜’”,而是歡欣鼓舞地迎接這一事件,並且積極地對這一歷史事件進行理論闡釋,“從這次羣眾性的革命運動(雖然它沒有達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定進步,看到了比幾百種綱領和議論更為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為自己提出的任務”。【香港本地物流】比較馬克思對待巴黎公社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科萊蒂雖然認識到了“理論與實踐的脱節”,並表達了自己克服這一“脱節”的願望,但實際上仍然停留在觀念領域,沒有對當時意大利工人運動、議會鬥爭和整個社會發展的形勢進行深入而切近的分析,根據實際的運動來檢視自己的理論,而是用掌握的理論來裁剪現實的革命運動。因此,認識活動不能代替真正的實踐,科萊蒂認識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存在的“理論與實踐相脱節”的困境,並對此作出了深入分析,但自身沒能克服這一困境,邁出走向實踐的真正步伐。

德拉沃爾佩學派是葛蘭西之後意大利馬克思主義中一個重要的思想流派,無論是德拉沃爾佩還是盧喬·科萊蒂,都給我們當前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貢獻了很多重要的研究課題,例如從盧梭與馬克思的思想聯繫出發,探討馬克思到底有沒有政治哲學;提出在對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存在回到康德還是回到黑格爾兩種研究路徑;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存在“理論與實踐相脱節”的問題,這些論題今天仍然是我國學界熱議的話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既要梳理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論述,也要回到提問的歷史語境,因為不同的提問方式已經包含了不同的答案,而我們對這一原初歷史語境的追溯,也可以幫助我們在今天更好地回答這些問題。

註釋:

【香港本地物流】Lucio Colletti,Power and Democracy in Socialist Society,New Left Review,July-Aug ,1969,Ⅰ/56,pp. 19-26.

【香港本地物流】 Lucio Colletti,Antonio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Jan-Feb,1971,Ⅰ/65,pp. 87-94.

【香港本地物流】《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74-175、176、200、180、181 頁。

【香港本地物流】 Lucio Colletti,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New Left Review,July-Aug,1974,Ⅰ/86,p. 22、p. 23.

【香港本地物流】Lucio Colletti,Power and Democracy in Socialist Society,New Left Review,July-Aug,1969,Ⅰ /56,p. 20.

【香港本地物流】Lucio Colletti,Power and Democracy in Socialist Society,New Left Review,July-Aug,1969,Ⅰ /56,pp. 20-21.

【香港本地物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1、110、156 頁。

【香港本地物流】《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0、211-212、215、215 頁。

【香港本地物流】 《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5、266、269 頁。

【香港本地物流】 Lucio Colletti,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New Left Review,July-Aug,1974,Ⅰ/86,p. 3、p. 5.

【香港本地物流】 Lucio Colletti,Antonio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Jan-Feb,1971,Ⅰ/65,p. 5、p. 90.

【香港本地物流】Lucio Colletti,Antonio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Jan-Feb,1971,Ⅰ/65,p. 91、p. 91、p. 92.

【香港本地物流】 《列寧全集》第 2 版增訂版第 29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54、166 頁。

【香港本地物流】Lucio Colletti,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New Left Review,July-Aug,1974,Ⅰ /86,pp. 3-28 .

【香港本地物流】中央編譯局編譯: 《葛蘭西文選 1916-1935》,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9-10 頁。

【香港本地物流】中央編譯局編譯: 《葛蘭西文選 1916-1935》,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1、11、11、12、12 頁。

【香港本地物流】[意]朱塞佩·費奧裏: 《葛蘭西傳》,吳高譯,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 頁。

【香港本地物流】Lucio Colletti,Antonio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Jan- Feb,1971,Ⅰ /65,p. 93.

【香港本地物流】《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6、218、218、242、192 頁。

【香港本地物流】 Lucio Colletti,Power and Democracy in Socialist Society,New Left Review,July-Aug,1969,Ⅰ/56,p. 23、p. 24.

【香港本地物流】Lucio Colletti,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New Left Review,July-Aug,1974,Ⅰ/86,p. 8、p. 6、pp. 27-28、p. 28、p. 4.

【香港本地物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0 頁。

【香港本地物流】Lucio Colletti,The Question of Stalin,New Left Review,Ⅰ /61,May-June,1970,pp. 61-81 .

【香港本地物流】參見 Paolo Virno & Michael Hardt,edt. ,The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香港本地物流】參見 Lucio Magri,Italian Communism in the Sixties,New Left Review,Mar-Apr,1971,Ⅰ/66,pp. 37-52; Lucio Magri,Problems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New Left Review,Mar-Apr,1970,Ⅰ / 60,pp. 97-128 ; Lucio Magri,The May Events andRevolution in the West,The Socialist Register,1969,Vol. 6,pp. 29-53.

【香港本地物流】《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08-209 頁。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No. 5,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