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新法令》:中國法制近代化的開端

核心提示: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即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中國發生了一件驚天動的大事:以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變法維新運動,史稱“戊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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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新法令》

(1901—1911)點校本

(全十一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即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中國發生了一件驚天動的大事:以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變法維新運動,史稱“戊戌變法”。在光緒皇帝“明定國是”詔書的指示下,短短103天之內,維新派人士頒佈了上百個“新政”法令,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各個方面,開啓了中國近代法制轉型的先端。“戊戌變法”最後雖然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的鎮壓之下失敗了,譚嗣同等“六君子”也壯烈地血灑刑場,但“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立法成果卻被後人繼承了下來。1901年,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迫使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全國民眾奮起反抗、統治階級內部日趨分化、清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的形勢下,清政府不得不任命沈家本為修訂法律大臣,宣佈進行修律變法。統治階級嘴上雖然沒有承認,但實際上修律變法的基礎,就是“戊戌變法”的立法成果。這説明,以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模範,修律變法,已經成為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趨勢,無法抗拒。是年,光緒二十七年是也。

1897年,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宣告成立。在張元濟、劉崇傑、陶保霖等一批法政精英的帶領下,商務印書館緊密結合中國的憲制改革和修律變法實踐,應預備立憲之須,在推出《新譯日本法規大全》(全81冊,1907年)之後,將光緒二十七年以後(1901—1908年)和宣統朝(1909—1911年)的法令彙編成冊。前者於1910年出版,取名《大清光緒新法令》,共有20冊;後者於1910—1911年出版,即《大清宣統新法令》,共35冊。兩者基本上涵蓋了開始“清末修律”至“辛亥革命”這十年間清政府推行“新政”所頒佈實施的幾乎所有的法令、法規,不僅成為民國時期法律改革和法律發展的重要歷史資源,也成為學術界研究中國近代法制變革的珍貴文獻。

《大清光緒新法令》和《大清宣統新法令》(以下合併簡稱“法令彙編”),作為中國近代出版的規模最為宏大的法規彙編,具有如下四個鮮明的特徵。

第一,內容豐富、規模龐大。“法令彙編”涉及領域廣泛,有憲制、官制、任用、外交、民政、財政、教育、軍政、司法、實業、交通、典禮、藩務、旗務、統計、官報、會議等十幾個門類,在每一個門類裏面,又有若干個種類,如在“任用”裏,還有升轉、截取分發、選補、調用、保獎、廕襲、舉貢生員出路、畢業學生任用、捐例、俸給、考核懲戒、京察、守制、議釁等,總計成文立法的數量已達2000餘件,其規模是空前的。原編輯者強調:之所以這麼“不厭其詳”地收錄所有已經制定的法令包括立法説明,就是因為試圖讓舉國上下“永遠遵守”這些“新政”的立法成果。

第二,貼近社會、體現變革。“法令彙編”收錄的法令,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要求。比如,在分類上,它將憲制列入首位,體現了清末統治階級高唱立憲主義、迎合全國民眾要求民主、制憲的呼聲的社會現實。又如,在財政領域,它強調的是賦税、鹽課、土膏捐、印花税、貨幣、銀行、公債、撥款、清理財政辦法等規範,反映了清末社會轉型期政府幹預經濟生活的法律政策。另一方面,它也體現了當時社會變革的宏偉歷史場景,如在教育方面,它突出了對舊式教育的改造和新式教育的推崇,用了大量篇幅強調學堂章程的規範,並首次規範教科書、勸學所、教育會以及留學生等事項,體現了追隨世界潮流、着力新式教育的理念。又如,在實業方面,它所收錄的註冊、商會、農會、勸業、度量權衡、賽會、陳列所、礦務等法規,以及商律和破產律等,不僅在當時屬於變革舊事物、建設新制度的成果,就是在當前也仍然是我們所要追求、完善的法律制度。

第三,模範列強、重點仿日。中國近代的法律體系,是在模範西方列強的基礎上建成的,並且主要以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大陸法系為主,尤其是大量地照抄、照搬了日本的立法成果。如果我們把“法令彙編”和《新譯日本法規大全》對照一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了一些日本特有的名稱和規定,如天皇、大藏省、永代借地、神社、華族和士族、(作為行政單位的)道和府等之外,其他大部分內容都與日本的名稱和制度相同或相近、相似,如憲制、憲法大綱、選舉、議院、內閣、章程、條約、各國使館、領事、照會、商標、違警律,民政部、外務部、陸軍部、法部等(日本稱“部”為“省”),大學、高等小學、初等小學、教員、師範、教科書、留學生,警察、審判,等等。“法令彙編”與《新譯日本法規大全》的相似性,可以説是它的一個最大特色。而此特色背後所藴含的中國近代大量移植日本法律文明成果之現實,則是中國法制近代化的重要特徵。

第四,繼承傳統、開啓未來。“法令彙編”在彰顯中國近代模範列強、變法圖強的法制建設實況的同時,也繼承了中國古代歷次變法運動的傳統和成果,如以制定頒佈成文法令來推進各項改革(宋代王安石、明代張居正等的改革均是如此),在保留舊制度主幹的基礎上建立“新政”,以及通過漸進式的路徑來達到改革的總體目標(如宣統皇帝即位後在預備立憲的時間安排上就有至宣統八年)的初見成效的階段性目標,因而民政部吏部、法部、學部、農工商部等紛紛將各部從宣統元年至宣統八年的逐年擬籌備事宜“按年開列繕具清單,恭呈御覽”,等等。在這一繼承傳統的過程中,不乏對舊制度的內容和形式的“温情”傳承,如僅就名稱而言,中國封建制度中的吏部、禮部、户部、兵部、刑部、度支部(即財政部)、軍機處、宗人府、京官、外官、大理寺、都察院、御史、給事中、秋審、知縣、縣丞、京察、舉人、貢生,等等。但就總體而言,清末光緒、宣統時期的“新政”立法改革,追隨了世界法律發展的潮流,它對中國傳統政制、官制的變革,對中國司法體制的改革,以及在憲制、軍政、財政、教育、實業、外交等各個領域的法制追求,都既傳承了中國傳統的法律文明傳統,也開啓了中國近現代法律發展的道路。雖然,由於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發,中斷了光緒、宣統兩朝修律變法的進程,但其基本方向是進步的,是符合中國乃至世界法律發展之潮流的。

正因為“法令彙編”具有如上特徵,因而它也具有了相當的學術價值和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對學術界而言,它不僅是我們研究中國近代轉型期法制變革的珍貴史料,也是我們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教育、工礦產業、交通、人事、外交等一系列領域的重要參考文獻。另一方面,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的國策,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我們的立法事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進。但是在此過程中,立法落後、偏離乃至違背社會發展的問題也隨處可見。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完善我們的立法活動,就不僅要直面當前社會現實,注重調查研究,也要加強對歷史上好的、至今仍然有生命力的立法經驗的吸收和借鑑。“法令彙編”中所收錄的數千法令及相關文獻,因社會變遷而興、處社會發展而變,在適應、引領社會發展方面還是有相當之現實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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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目

光緒新法令

第一卷諭旨憲政 司法 法律草案

第二卷官制 任用外交

第三卷民政教育  軍政

第四卷財政實業 交通 典禮 旗務

藩務調查 統計 官報 會議

宣統新法令

第五卷己酉(1909年)正月至五月

第六卷己酉五月至十月

第七卷己酉

第八卷庚戌 (1910年)

第九卷庚戌六月至十月

第十卷庚戌十一月至辛亥(1911年)二月

第十一卷辛亥二月至閏六月

來源:商務印書館